劫富济贫，为何换来的却是普遍贫穷？

企业家的初衷仅仅是获取最大的利润，但他们却为市场上的人们带来了幸福——这就是令亚当·斯密惊叹的“看不见的手”，也是安·兰德所推崇的“自私的美德”。以北欧代表的福利国家“打土豪”的危险，不仅是挫伤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，而且蔑视人的智力、侵犯人的基本尊严——剥夺私产的口子一拉开，天下大乱就不远了。（作者：沥泉/来源：轶家之说/江淳编辑）

财富，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与保障，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，也被公认为是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。财富，是人类永恒追逐的梦想。但时至今日，国人对财富的诸多误解，仍然制约着人们勇敢地去拥抱市场、追求财富。本期精选了关于财富的四条常识，希望能够厘清一些最容易被误解的基本概念。也希望各位多提批评意见，督促我们学习进步。

创造财富的不是劳动

财富是从如何创造出来的呢？有个经典的“厨师炒菜”的案例。

有三位厨师，第一位把食材乱炖，结果不能吃，卖不出去，成本无法回收。于是他消灭掉了财富。第二位厨师，按菜谱炒菜，味道不好，按成本价卖出，他也没有创造财富。第三位厨师，是优秀的管理者，他严控流程，保证原料采购质量，培训厨工，做菜时掌握火候和配料，并提高服务让客户满意，菜品取得了利润，于是他创造了财富。

在上面这个案例中，三位厨师都劳动了，但前两位的劳动是没有智慧的，他们创造出来的是毫无价值的垃圾——只有第三个厨师的劳动，有效增加了（个人的和社会的）财富。

可见，劳动只是创造财富的工具，真正创造财富的是指导“有效劳动”的智力。能让资源最有效配置的，就是管理者，而在市场经济中，最直接的管理者就是企业家。

他们的初衷仅仅是获取最大的利润，但他们却为市场上的人们带来了幸福——这就是令亚当·斯密惊叹的“看不见的手”，也是安·兰德所推崇的“自私的美德”。

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，不是文字的发明，而是财产权的稳固。在公平原则下，财富凝聚着人的智慧、诚信、勤劳等优秀品质。因此在纯正的市场经济中，谁积累的财富越多，谁的贡献越大。

腐败盛行是因为市场化不充分

茅于轼先生说，衡量金钱的道德高低，应该先看人和人的关系。有四种关系：损人利己、损人损己、损己利人、利人利己。凡是做一件事情，达到了利人利己，那么这个过程就创造了财富。其他的三种关系，都没有创造财富。

损人利己就是掠夺财富，最常见的就是利用公权力掠夺，乱摊派、超额税费、通货膨胀等，夺走了人们口袋里的钱、稀释百姓手中的现金。

通过审批权制造垄断是另一种掠夺，权力进入人们创造财富的领域，产生了严重的寻租行为，商人通过勾结权力进入垄断行业牟取暴利，成为依附于权力的势力阶层，在裙带资本主义中，最会赚钱的是贪官和向权力寻租的商人，他们掠夺了本应由更有效率的企业家创造的财富。

权力寻租的源头是法治缺失，不少行业的垄断就是源自某个“部门意见”。前些年委内瑞拉打着“为国民谋福利”的旗号，将石油企业大举国有化，借口中小炼油厂技术差和成本高，从未经过正常的立法程序和社会公开，结果造成贪腐盛行、经济凋敝。

由此可见，市场的健康发展仰仗于制度保障。制度决定了财富的清与浊：当制度健康的时候,自由流淌的货币是经济的血液，向最有效率的地方集中，不断创造出新的财富;当制度衰败的时候,财富淤积向权力的口袋，人们创造财富的动力降低，争夺或收买权力的动力增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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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利国家的受害者是全体国民

洛克说：“权力不可私有，财产不可公有”。如果说公权力掠夺财富的实质是权力私有，借公共事务名义行使权力，把人民创造的财富放进少数权贵私人的口袋。我们不妨设想：如果公权力收到了充分的监督，真正实现了民主法治，这时候再来实行公有制的按需分配，这样一个幸福的“大同社会”是否可行呢？

以北欧为代表的高福利国家，无疑就是这种大同社会的代表，选举自由、舆论自由、政府监督、法制保障等配套体系，使政府得以较为公正地分配财富，从而让人民“从摇篮到坟墓”都获得了令人羡慕的福利：上学免费，医疗免费，房子便宜，养小孩能领钱，有一个月的带薪年假，父母都有超过一年的带薪生育假，失业了照样拿钱，对处在高压力社会的人们看来，这简直是天堂般的国家。

然而，2016年的瑞士在全民公投中，以77%的票数压倒性的否决了一项法案：凡是瑞士人，成年者每月无条件获得2500 瑞士法郎的收入，儿童每月获得625 瑞士法郎，分别约合16800 元和4200 元人民币。

瑞士人傻吗？恰恰相反，作为全球自由度最高的国度之一，他们清楚的明白一个经济学道理：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

如果人人不工作都有福利，那么谁会去好好工作？于是制度培养出了懒汉，在芬兰有10%的人找不到工作，却每年要从世界各地找人来干蓝领的工作，比如开公交车和扫大街。如果人人都只想分享而不想创造财富，财富从哪里来？

于是要么增加对富人的税收，要么借贷，于是在高税收下，有钱人都移民国外跑光了，借贷还不上，就有了希腊冰岛的债务危机。

对富人征收重税得不偿失

相对于权力经济，有个矫枉过正的思想，即所谓的“打土豪经济学”，认为穷人之所以贫穷都是因为被掠夺。于是“均衡”富人的财富变成了“正义”之举，政府对企业家征收重税，往往获得一片赞美。

在付出了诸多历史教训后，尊重私人对财富的创造权和分配权成为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观之一。但人类天性中的嫉妒和贪婪往往占据上风：这就是遗产税——你努力赚钱是你应得的，可你儿子呢？

财富继承的过程并没有创造财富，而是靠血缘关系或其它关系的赠与获得财富，因此大众通常对富二代有着朴素的反感。

在一些民主国家，由于权力的公有，左翼时常以社会公正的名义，鼓噪民众支持对富人征收遗产税。对于某些法治缺失的国家，推行遗产税更加困难——公权力只是权贵们掠夺财富的工具，当然更不想交出去。

英国、美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日本等发达国家，都由于选票的压力实行遗产税，其理由一是机会均等，二是促进投资，民国也曾于1940年开征遗产税，中国的遗产税还在日程表上。

然而，遗产税的实质仍是一种“劫富济贫”。从法制的角度来讲，继承权在法律上的明确，是对私人产权和社会传统的一种保护，也是对创造财富的一种激励，国人普遍为了子女呕心沥血、艰苦奋斗，让子女继承财富，成为中国父母创造大量财富的重要动力之一。

企业家真正的财富不是纸面上的，而是包括了在他“配置资源”的智力。简简单单的“配置资源”四个字，包含了多少智慧和心血？全球人口有几十亿，但只出了一个比尔盖茨。

如果明天我们和盖茨互换位置，多少人能担负的起他位置上的价值？一副扑克牌可以有成千上万种玩法，但把它拆开分给54个人，就只能当书签用了。

从政府的角度来看，遗产税似乎缩小了贫富差距，促进了社会“公平”。但从公民社会的角度来看，遗产税本质上是一种政府主导的财富再分配，在分配财富的过程中，政府的权力被强化，对私权的干预被加强，这样的政策惯性，往往导致更多公民权被践踏。并且高额遗产税会导致富人的移民，带来国民财富的流失。

可见，“打土豪”的危险，不仅是挫伤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，而且蔑视人的智力、侵犯人的基本尊严——剥夺私产的口子一拉开，天下大乱就不远了。

在美国，遗产税也有各种问题，一方面，由于财富转移的方式多种多样，人们有各种方案避税，导致遗产税成为小税种，征税收入甚至低于征税成本——这样的内耗意义何在？

只有让人们能自由创造财富的制度，才是好的制度，自由的市场经济正是创造财富的最优制度——公平和效率才能最终得到完美的体现：一个自由、公正的社会，才是繁荣、幸福的保证。

“劫富济贫”的实质是在所谓乌托邦的道德旗帜下，对另一部分人财产权的侵犯。任何合法取得的财富都不应该被强制劫夺。刘军宁老师说，财产权是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，米塞斯更是将自由的含义浓缩为一个词：财产权。

历史实践已经证明，其他分配方式，不仅换不来自由和繁荣，反而带来一次次的贫穷和乱世。——按需求分配财富，会缺乏效率，无法激励人创造财富；按权力来分配财富，将通往奴役之路；按权欲结合来分配，会形成特权利益集团来掠夺财富。

奥地利学派领军人物霍普，则进一步认为：不是因为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财产权重要，所以才不能劫富济贫，而是因为财产权首先是一个伦理问题。

财产权不是自由和文明的内容，而是自由和文明的源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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